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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6章:韩丽梅忆:养父的呵护与精英教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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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56章:韩丽梅忆:养父的呵护与精英教育 (第2/3页)

?”

    小小的韩丽梅站得笔直,点点头。她不明白什么是“最高的期望”,但她知道,这是她逃离孤儿院的代价,也是机会。

    “首先,是语言。”韩建国递给她一本《新概念英语》第一册,“一个月内,学会基础的问候和自我介绍。我会请最好的家教。”

    然后是礼仪。怎么坐,怎么站,怎么走路,怎么用餐,怎么与人交谈。每一个细节都有严格的标准。坐时背要挺直,不能靠在椅背上;站时双脚并拢,重心均匀;走路步幅要适中,不能奔跑;用餐时不能发出声音,刀叉的使用有固定顺序;与人交谈时要看着对方的眼睛,但不能直视太久,要适时移开……

    七岁的孩子,正是活泼好动的年纪。但韩丽梅被要求像一个成年人那样自律、克制、得体。

    她哭过。在最初的几个月,因为一个单词重复几十遍还记不住,因为走路时习惯性驼背被纠正,因为紧张时咬嘴唇的小动作被严厉批评……她躲在房间里偷偷哭,不敢出声。

    但韩建国从不安慰她。他只会平静地说:“眼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如果你觉得难,可以放弃,我送你回孤儿院。”

    回孤儿院。这四个字像一道紧箍咒。她立刻擦干眼泪,重新拿起书,挺直背脊。

    她不能回去。死也不能。

    于是她以惊人的毅力,适应了这种高强度的塑造。她每天五点起床,背英语单词;六点半早餐,练习用餐礼仪;上午是文化课和钢琴课;下午是舞蹈课和绘画课;晚上是阅读和自习。周六是马术和网球,周日是博物馆或音乐会。

    她的时间被精确到分钟,没有一刻可以浪费。

    韩建国从不吝啬投入。最好的家教,最好的学校,最好的资源。但她知道,每一分投入,都对应着一分期望。她必须做到最好,必须成为佼佼者,必须证明自己“值得”。

    十岁那年,她以全市第一的成绩考入最好的私立中学。韩建国送她一台最新款的电脑作为奖励,然后说:“这只是开始。你的目标,是常青藤。”

    她没有童年玩伴。韩建国认为,不必要的社交是浪费时间。她的“朋友”,是书籍,是知识,是各种技能。她学会了在孤独中自处,在压力中前行。

    十二岁,她开始跟着韩建国出席一些商业场合。不是正式会议,是一些慈善晚宴、文化交流活动。韩建国教她观察:观察人们的言谈举止,观察利益的流动,观察表象下的真实意图。

    “这个世界是靠规则运行的,”韩建国对她说,“但规则之上,是人性。你要学会看透人性,才能利用规则。”

    她似懂非懂,但努力记下。

    十四岁,她第一次参与公司的一个小项目——为韩建国旗下的一家服装品牌做市场调研。她花了三个月时间,跑遍了南城的商场,采访了上百个顾客,写出一份三十页的报告。报告里有数据,有分析,有建议。

    韩建国看完,什么都没说,只是把报告交给了品牌总监。一个月后,品牌调整了部分产品的设计和定价,销售额提升了百分之十五。

    那天晚上,韩建国对她说:“做得不错。但记住,商业世界里,没有‘不错’,只有‘成功’和‘失败’。”

    她点头。心里却第一次感受到一种奇异的满足感——不是被表扬的喜悦,而是一种“我做到了”的证明。

    五、青春期:反叛与驯服

    十五岁,韩丽梅进入了青春期。

    长期的压抑和自律,在某个节点开始反弹。她忽然厌倦了这种被设定好的人生,厌倦了永远要做到最好,厌倦了像个精致的傀儡一样活着。

    她开始“叛逆”。

    不是那种激烈的、逃学打架的叛逆,而是一种更隐晦的、无声的反抗。她会在礼仪课上故意犯一些“无伤大雅”的小错,会在阅读时选择韩建国不推荐的“闲书”,会在该练琴的时候望着窗外发呆。

    最严重的一次,是她拒绝了韩建国为她安排的暑期夏令营——那是一个去斯坦福大学的精英少年项目,无数人梦寐以求的机会。

    “我不想去。”她站在书房里,第一次直视着韩建国的眼睛,说出了反抗的话。

    韩建国放下手中的文件,看着她。镜片后的眼神,平静得让人心慌。

    “理由?”

    “我累了。”她说。这是真话。她太累了,累到不想再扮演那个完美的“韩丽梅”。

    书房里沉默了很久。窗外的夕阳将房间染成温暖的橙色,但空气是冰冷的。

    然后,韩建国站起身,走到她面前。他没有发怒,没有训斥,只是平静地说:“好。那从明天开始,你回学校住宿,所有课程取消,零用钱减半。你想过‘不累’的生活,可以。但我的资源,只投资给值得的人。”

    她愣住了。

    “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。”韩建国回到书桌后,“三天后,告诉我你的决定。是继续做韩丽梅,还是做回那个无名无姓的孤儿。”

    那三天,是韩丽梅人生中最难熬的三天。

    她被“软禁”在自己的房间里,没有课程,没有家教,没有安排。只有大把大把的空闲时间。她起初觉得轻松,但很快,一种深重的恐慌攫住了她。

    她走到书柜前,抽出那些她读过无数遍的书。看到扉页上韩建国写的赠言:“给丽梅,愿知识照亮你的路。” “给女儿,世界很大,你要去看看。”

    她走到钢琴前,掀开琴盖。手指落在琴键上,流畅地弹出一段肖邦的夜曲——这是韩建国最喜欢的曲子,他说这曲子“优雅而克制,像极了理想中的人”。

    她走到窗前,看着花园里韩建国亲手栽下的那株梅花。那年冬天,梅花开得特别好,韩建国对她说:“丽梅,你看,越是寒冷,梅花开得越精神。你要像它一样。”

    三天里,她想了很久。

    她想起孤儿院里永远吃不饱的饭菜,想起冬天没有暖气的寒冷,想起那些因为一点小病就夭折的孩子。她想起自己被收养那天,回头看孤儿院时那种决绝的心情。

    她问自己:我真的想回去吗?回到那种毫无希望、任人摆布的生活?

    答案是否定的。死也不要。

    那她想要什么?想要“自由”?想要“不累”?

    可是,如果没有韩建国给的一切,她所谓的“自由”,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囚禁——被贫穷、无知、无望囚禁。而“累”,是向上的代价。这个世界,没有人可以不付出代价就得到好东西。

    第三天晚上,她敲响了书房的门。

    韩建国在看书,抬头看她。

    “我想好了。”韩丽梅站得笔直,眼神清明,“我去斯坦福。我会做到最好。”

    韩建国看了她很久,然后点了点头。“好。”

    没有多余的话。但那一刻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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