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一章 去就之间见初心 (第2/3页)
巨石，激起剧烈的、充满矛盾与诱惑的涟漪。
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（1901年1月），流亡西安的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名义发布“新政上谕”，宣称“取外国之长，乃可补中国之短”，命军机大臣、大学士、六部九卿、出使各国大臣、各省督抚，“各就现在情弊，参酌中西政治”，详悉条议，限期奏闻。
这便是“清末新政”的开端。尽管明眼人都知道，这是在庚子惨败、内外交困下的被迫之举，是为了挽救统治危机、讨好列强、平息民愤的权宜之计，但其措辞之“恳切”，涉及范围之广，仍让许多对朝廷尚存一丝幻想或谋求进身之阶的人，重新燃起了希望。
诏书传到上海，各报争相刊载，解读各异。保皇党人欢呼雀跃，视为“太后幡然醒悟，皇上改革有望”的明证，康有为更是从海外发来长篇论述，指导门人如何借机“推动立宪”。一些原本心灰意冷的维新派旧人，也开始重新活动，摩拳擦掌，准备上书言事，以期在新政中谋得一席之地。
北山楼虽然沙龙已歇，但消息依旧灵通。吴保初捧着刊有诏书的报纸，反复研读，手指微微颤抖。那些“取外国之长”、“参酌中西政治”的字眼，像一道道微弱却诱人的光，刺破了他心中厚厚的阴霾。新政……朝廷终于又要“新政”了！虽然比戊戌晚了三年，虽然是在如此屈辱的背景下，但毕竟……毕竟又开始了！这或许是他这样的“旧人”最后的机会？
他枯寂已久的心中，那点对“功名”、“作为”的本能渴望，又开始蠢蠢欲动。他毕竟还顶着“轻车都尉”的虚衔，毕竟曾参与过“公车上书”，毕竟与许多维新人物有旧。若能借此新政之机，上书言事，提出一些稳妥的、不致犯忌的改革建议，……说不定能重新进入朝廷视野，哪怕得个闲职，也算是对家族、对自己有个交代，总好过在这租界楼里，不死不活地困守余生，被嗣子鄙视，被女儿疏远。
这个念头一经升起，便如野草般疯长。他甚至开始构思奏折的内容：当以“兴学育才”为首要，这是最稳妥、最少争议的；可建议广设学堂，兼授中西；亦可提及“整顿吏治”、“振兴实业”……言辞务必恭顺，立意务必“补裨”，绝不可再像戊戌年那样激进……
然而，兴奋与幻想之余，冰冷的现实感与过往的惨痛教训，又如潮水般涌来。他想起了戊戌年自己签名上书后的惶恐，想起了谭嗣同血溅菜市口的惨象，想起了父亲吴长庆旧部袁世凯那意味深长的警告，更想起了庚子年自己因沙龙言论差点引祸上身的恐惧。朝廷真的会改弦更张吗？还是又一次的敷衍与欺骗？慈禧太后……真的会容忍真正的改革吗？自己上书，会不会再次被归为“新党”，招来猜忌甚至祸患？
两种力量在他心中激烈拉锯。一面是重获“价值”与“体面”的巨大诱惑，一面是对风险与失败的深入骨髓的恐惧。他坐立不安，在书房里来回踱步，时而热血上涌，提笔欲写；时而心灰意冷，掷笔长叹。
就在这时，老仆送来一封来自北京的信，是文廷式辗转托人带来的。信中，文廷式以师长口吻，谈及新政上谕，语气却异常冷静，甚至带着几分悲凉：
“彦复见字：新政之诏，想已见之。此乃太后在洋兵未退、民怨沸腾之际，不得已而为之敷衍局面、收揽人心之策也。观其措辞，仍以‘圣贤礼教’为体，于根本政体避而不谈，所议无非练兵、筹饷、兴学等枝叶之事。中枢主事者，仍是荣禄、奕劻等顽固之辈，彼等岂真心改革？不过借新政之名，行揽权、敛财之实耳。吾恐此‘新政’，终将蹈洋务之覆辙，徒有其表，难收实效。且帝后嫌隙未消，朝局依旧险恶。吾辈经戊戌、庚子之痛，于天家事、庙堂谋，当有清醒之识，万不可再抱不切实际之幻想，重蹈覆辙。
（本章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