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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千零三十一章 万般财货弊,尽系生民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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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一千零三十一章 万般财货弊,尽系生民数 (第3/3页)

认为,一切属于我的财产,都是不可侵犯的,即便是国法。

    但林辅成则反驳了这个观点。

    林辅成是松江府人,他随扈皇帝南下,发现本地学派实在是没有礼貌。

    这些松江自由派,有点向极端自由派转化的趋势,林辅成作为自由派的魁首,当然要纠正这些错误。

    林辅成在论战的时候,首先确定了私有产权的界定。

    自由派魁首林辅成认为:私有财产,是人经过劳动,改变自然的产物,劳动者对其消耗心血、劳动力生产出的产品,具有天然的所有权,劳动是私有财产权,唯一正当的源泉。

    超过劳动这个限度,任何所得,都应该是公有的,而非私有的。

    但当下生产力的限制,导致生产资料归属、生产关系是不公平、不公正的,所以才会有了分配的不公平和不公正,这是当下生产力、生产资料归属、生产关系的局限造成的悲剧,不应该认为这些不公平和不公正,本该如此,是正确的。

    私有财产的范围界定,就是林辅成对松江府本地自由派的进攻利器,因为林辅成只用这个界定,就戳穿了松江府本地自由派的根本目的,他们追求的不是自由,而是利己。

    故意将私有财产的界定模糊,其实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:我的必须是我的,不是我的,只是暂时不属于我,终究还是我的。

    如此诡辩,为的就是,光明正大的侵占公利,占为私有。

    只要把公利侵占到了我的手里,就是我的了,谁都不能抢走。

    洪武年间天下均田后,这些田亩怎么就慢慢集中到了乡贤缙绅的手中?大明国初超过数千万亩的官田,怎么到了万历年间,几乎所剩无几了?

    这种兼并,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侵占公利和他人利益,据为己有。

    朱翊钧看完了林辅成写的《驳自由私产邪论》一文,不得不说,魁首就是魁首,这格局这气势,几句话把他们的底裤都扒的一干二净,还把他们故意曲解私产界限的目的,讲的明明白白,一清二楚。

    他朱批了这篇文章,转发邸报刊发天下。

    杂报还有很多,朱翊钧看了几篇,都没有值得在转发邸报的文章了。

    他用过午膳后,前往了水师营地操阅军马,和北大营操阅军马不一样的是,朱翊钧在这里会有游泳课,他会游泳,但不经常下水,到了松江府后,他开始每天下水。

    大明皇帝,的确易溶于水,但不包括朱翊钧,虽然他达不到浪里白条的水平,但不至于在池子里落水,就直接一命呜呼。

    他今天还专门看了看龙江造船厂生产的铁马拖船,搭载最新型的升平十号铁马,拖四到八艘驳船,每艘驳船为一千料,一台这样的拖船最多拖八千石货物。

    按理说一台铁马拖船,要让一千二百名纤夫无事可做,但实际情况,却和皇帝、户部、工部设想的完全不同。

    铁马拖船的大量使用,并没有造成八十万纤夫失业,反而是形成了共存的状态,即便是铁马拖船的加入,仍然没有满足大明对运力的庞大需求。

    “朕当初想错了,不想让拖船下水,但今天看来,朕低估了大明对运力的需求。”朱翊钧拍了拍拖船,他当初还不想准拖船营造,总想着纤夫们会失去生计。

    但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,这些问题,的确可以在发展的进程中解决。

    大明对运力的需求,实在是太庞大了,大到铁马拖船加班加点的下水,也只能缓解问题,而不是彻底解决。

    开拖船是一件十分辛苦的差事,一年到头都要在船上吃喝拉撒,但很多纤夫还是自己做了船东,借钱买了拖船,基本不会下船,甚至过年都在船上。

    冯保十分想说,人之常情,没有人可以永远正确,没有人是全知的神,不了解情况,本着怕破坏穷民苦力生计,做出更保守的决策,这是爱民如子的表现。

    陛下真的已经很好了。

    “真好。”朱翊钧看着码头停放的拖船,由衷的露出了笑容,大明正在蓬勃发展,一切都是那么的欣欣向荣。

    万历维新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,这个时间点,几乎所有人都理所当然的认为,形势不是小好,是一片大好,任何问题,都可以在发展中解决。

    也是在这个时候,在琉球担任东太商盟总理事的姚光启和阎士选,却上了一份奇怪的奏疏。

    每年六月东太商盟各总督府理事,都会乘船到松江府觐见陛下,朱翊钧也会在六月集中接见各国使者,这本来是定好的行程。

    姚光启的奏疏,和东太商盟没有关系,而是他对经济的思考。

    他这本奇怪的奏疏,进行精炼和总结就是:万般财货弊,尽系生民数。

    即:一切的经济问题,其实都是人口问题。

    设想一下,每年几千万的孩子出生,无数学校、医院、住房拔地而起,各地不停的拆除城墙、扩大城区,驰道不断的铺设,这种情况下,没有任何人会觉得经济会轰然崩塌。

    当有足量人口诞生的时候,没有人会觉得经济会崩塌,没有人会焦虑,因为几乎所有人都相信,无论什么样的问题,在巨大的需求面前,都可以迎刃而解。

    这个时候,就是最贪婪的地主,也愿意拿出白银来消费,因为他对未来信心十足。

    但反过来呢?

    就是朝廷的政令制定的再完美,在极度匮乏的新生人口面前,都会显得苍白无力,人们会本能的怀疑,对未来完全没有信心。

    姚光启这本奏疏很长很长,几乎达到了万言书的地步。

    元末群雄蜂起,战争持续了数十年的时间,最后大明在战火中建立,战后生活终于趋于安定,人们开始繁衍生息,丁口开始快速增长,但这种增长,到了永乐年间,就开始放缓,到了宣德年间,甚至开始有下降的趋势。

    最初姚光启认为,是人口达到了土地承载的极限,但他很快发现,并非如此。

    因为自宣德年间,实录、各地文人墨客的札记,都表明,在宣德年间,土地抛荒的问题,就已经非常严重了,严重到宣宗皇帝不得不三番五次的下旨,禁止抛荒。

    这不仅仅是大明的问题,大唐也有这个问题,比如白居易就写过一首诗,描述这种社会现象。

    三十男有室,二十女有归;近代多离乱,婚姻多过期。

    婚娶既不早,生育常苦迟;儿女未成人,父母已衰羸。

    按照唐律,男十五,女十三,就要听婚嫁,但白居易见到很多人,三十岁才成家立业,女子也是二十岁才会有归宿,婚姻严重超过了律法规定年限,结婚晚,生育迟,儿女还没长大,父母就已经老了。

    对于家庭如此,对于社会也是如此,社会的青壮年还没长大,老一辈年纪已经大了,家庭出现的问题欲报亲不待,孝心无所施。哀哉三牲养,少得及庭闱,在社会上也会普遍出现。

    中国自古以来,最小的社会单位都是家庭,这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。

    既然一切经济问题,都是人口问题,那么应该如何让人愿意生孩子,就成了朝廷必须要面对的重要问题。

    而姚光启则提出了一个骇人的解决办法,减轻推行丁亥学制的力度,或者说,减少普及教育的力度。

    如果朝廷还要以现在的力度,继续推行普及教育,不想用这种懒办法,那朝廷要做更多的准备,做更多的事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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