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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21章 这个答案太恐怖了!(4.6K) (第1/3页)
李东明白成晨的兴奋。
李大强提供的关於其父李老贵肇事逃逸的信息,如同一块关键拼图,严丝合缝地嵌入了他们之前的推测之中。
刘梅、吴薇薇,再加上现在的李老贵,三个身份確认的受害者,都指向了一个清晰的模式:凶手在选择性清除那些在他眼中“有罪”却逃脱了法律制裁的人。
统计学上有种说法:一个例子是孤例,两个例子可能是巧合,但当第三个符合规律的例子出现时,巧合的概率就急剧降低,规律性便浮出水面,具有了强大的说服力。
刑侦工作中,这种连续的、內在逻辑一致的指向性,往往就是突破僵局的信號。
哪怕李老贵这一例其实有点爭议,拾荒老人的死未必跟他那一撞有关,但凶手又不是真正的法官,哪里会真的如法院审判那么严谨较真?
李老贵撞了人跑了,符合他的杀人规律,也就有了取死之道。
这种偏执的、简化了的“正义观”,正是此类自以为替天行道者最典型的特徵。
然而成晨却不明白李东的凝重。
成晨的思维还停留在凶手如何获知这些隱秘的层面,他惊讶於这凶手连李老贵这么隱私的事情都知道,未免也太神通广大了些?难道真这么巧被他撞见了?否则,难不成他开天眼了吗?
但李东却不这样想。
他不相信巧合。
他对凶手的职业產生了怀疑。
要是在后世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监控的时代,他相信有很多人能做到凶手这个地步,毕竟那是一个连手机都可能偷录用户视频的年代。
可在90年代初的技术和社会环境下,信息传播主要依靠口耳相传、纸质媒介和有限的电话线路:公共场所的监控摄像头凤毛麟角:社会流动性相对较低,人们的活动范围和信息圈层也相对固定。
在这样的技术条件和社会环境下,一个人,要想同时掌握分布在城市不同角落、属於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体隱私,並且还是那种连其身边亲近之人都不一定知晓的、可能涉及违法或道德瑕疵的隱秘,需要何等强大的信息获取能力?
这种能力,绝非普通民眾甚至一般意义上的“消息灵通人士”所能具备。它需要的是能够系统性、常態化接触到一个城市最底层、最原始的案发信息的特殊渠道。
一个刘梅的案件,或许还可以解释为凶手是其生活圈內的熟人,机缘巧合下得知了其侄女溺亡的隱情。
再加上一个吴薇薇,虽然巧合度增加,但仍存在一种可能性:凶手的社会关係网络比较复杂,恰好同时与刘梅和吴薇薇的生活圈存在交集。
可是,当第三个受害者李老贵出现,且其肇事情景的目击概率极低,若仍用“熟人巧合”来解释,那这种“巧合”的叠加概率已经低到令人髮指的地步,近乎天方夜谭!
凶手怎么可能恰好既是刘梅的“熟人”,又是吴薇薇的“熟人”,还偏偏在那个特定的早上、特定的地点,“恰好”目睹了李老贵肇事逃逸的全过程?
这种概率,比中彩票头奖还要低!李东在心里暗忖:买彩票或许真有人能撞上这种逆天好运,但涉及连环命案,尤其是凶手行为模式呈现出高度组织化、计划性的案件,绝不可能建立在如此脆弱且一连串的巧合之上!
那么,排除了几乎不可能的“多重熟人巧合”之后,剩下的解释,即便再不愿意面对,也变得高度可能了。
什么样的职业或个人,能够合法、常態化地接触到城市里各类案件的第一手信息?能够接触到那些最初可能被认定为意外、自杀,或者因证据不足而无法深入追究的案件的原始资料?
答案呼之欲出,像一块冰冷的巨石压在李东胸口——警方內部人士。
只有这个身份,才能合理地解释凶手为何能拥有如此恐怖的一手案源信息收集能力。
作为执法者,警方能够接触到第一手案源,包括法医、痕检、最初接处警的民警,甚至是指挥中心的信息调度人员————他们都可能在不同层面掌握著这些碎片化的、却对凶手而言至关重要的“罪证”信息。
想到凶手很可能就隱藏在那身熟悉的制服之下,利用职务之便筛选目標,然后实施“私刑”,李东的脸色变得阴沉无比。
一种被背叛的愤怒和深切的寒意交织在心头。
他热爱这身警服,敬畏这份职业所代表的正义,因此更加无法容忍有人玷污它。
他真的真的不愿意去怀疑自己人,那种感觉就像是怀疑自己的家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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