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百零六、重本不可轻毫末 (第2/3页)
当然，每次北伐，汉军均会带回大量战利品，史书上经常出现“获牛羊百万头”之类的记载。这些战利品南归，成为减少敌方地力、补充我方地力的有效手段。尽管很多人诟病汉武帝北伐，将缴获的牛羊养在上林苑（有“卜氏养羊”的故事）而不分给平民和士兵，导致牛羊大量死亡的例子（并经常用该例子解释经济学上“公地的悲剧”，用来鼓吹私有化和自由经济、反对政府干预），但从土地物质保持上来讲，即便是战利品牛羊全死绝，其土地物质也不会消失，仍旧肥了中原王朝的土地（尤其是上林苑一带，后来汉宣帝下旨开放这一片土地给平民种植，相信能够保持多年高产量），仅仅浪费了牛羊生长期的几年阳光能量而已。而经此一战，匈奴再无力南侵，而是由于资源不足陷入内乱，最终同中原维持了数十年和平。
因此，单就地力而言，中原王朝北伐最优的做法即派出尽可能少的精锐部队，缩小补给量，尽可能将阵亡将士带回长城以南，同时大力掠夺长城以北的人口和牲畜、物资，掠夺不了的也要尽力驱赶至长城—漠南一线，减少北方的地力，令其人口承载力下降，以消除威胁，方能确保数十年的和平。当然，地力同能量一样，“损有余而补不足”，永远倾向于自高处向低处流动，随着北方地力的不断缓慢涵养（经济活动、鸟类和兽类活动、水流、风沙），最终又会使草原地力恢复，从而出现新的强敌，但能够大大延缓北敌入侵的频率，为王朝争取数十年上百年的和平发展期，当比历史上北虏年年犯边的情形好多了。
隋朝再次占据河西、河湟和西域，唐朝在此基础上将漠南整体纳入版图，创造了清朝以前中原王朝的最北边界。在盛唐的开拓下，漠北一度都被安北都护府所辖。但是，短期的统治并不能为帝国长期的安全提供保险，随着武周政权乱政、后突厥帝国再次兴起，漠北草原丢失；而后安史之乱，回纥人占据阴山受降城，吐蕃人占据河西陇右，漠南、西域等地亦沦陷。当北方土地不稳定、北方边界不固定时，将长城南北当做“一家人”，终会为己埋下隐患。而唐一朝虽北伐次数极少，仅知名的李靖夜袭阴山等军事行动也都是小股精锐奔袭掏心，造成的土地物质损失极其有限。这也再一次表明了对北方敌人实施该战法的有效性，同时，盛唐的烟消云散也再一次证明了地力的重要性。当中原历经开元盛世造就的人口、物质大爆发，土地肥力和亩产也不可避免地再次下降，最终使国家实力无法承受北军南侵。因此，即便是统一的国家、自己的国土，也有基本盘和边境之分，更遑论羁縻地区、藩国等高度自立的地区了。在兴盛时期，帝国亦应居安思危，尽力增加基本盘的地力，同时加快同化边境和羁縻地区的人口，令其逐步变为基本盘（如明清改土归流使云南、贵州成为华夏基本盘）。
南北两宋的主题是“掠夺”，即过于强大的北军南下，使身处南方的帝国风雨飘摇，而北军每一次南下劫掠，都会造成土地物质向北流失，不过，女真战士和蒙古战士的战斗力举世闻名，金国人按照记载应为类似斯巴达三百勇士那种战士，死战不累不退，一支部队能消耗宋军十支；蒙古大军更是鞭笞全世界，中亚、阿拉伯、斯拉夫文明同中华文明一样相继被其彻底摧毁，未赶上近代化的列车。若非南宋时期手工业、商业进一步发展使农业帝国的周期性弱化，以及航海业兴盛使海上渔业成了陆上土地物质的有力补充，以两宋的小体格很难撑上近三百年。另一方面，两宋始终在贯彻华夏文明自北向南拓展农耕基本盘的进程，继衣冠南渡和唐末江淮流域安定爆发之后，第三次向南拓展基本盘即在两宋时期，四川、湖广（湖北加湖南）和浙江、福建地区涌入大量汉人，使其迅速成为农耕产粮之地，这些新开拓的农地提供了海量的土地物质，无形中延缓了地力不足的趋势。至于两广和云贵，则要等明清时期改土归流完成之后，才能彻底变成基本盘了。
明朝对于土地物质的特点是“北维持、南拓展”。在北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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